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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宗武:《尚书》研究的当代价值

发布日期:2016-11-30    编辑:    点击:[]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书》释天道政理,兴废存亡;引导修齐治平,立德立言立功;实为治政之宏规,稽古之先务,修身之典则。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超越性和真理延续性,其当代价值日益彰显。

汲取古老的政治智慧探求中国特色的治政理念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自此,伏羲、神农和黄帝有“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有“五典”,“言常道也”。

历代皆有传世政典。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多士》中就指出“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

揭示华夏文明始创论述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密切相关。这种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揭示世道人心的传统内涵展现《书》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礼记·经解》说:“《书》教也;广博易良。”《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可以看出,《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文化营养,《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尚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

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包含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展示中华经典再生的正能量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的新策略

《尚书》作为文献存在形式的价值在于传承性特征,文献的传承性特征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影响”体现了所有文献内在合法性要求,文献只有产生影响才能有再生的正能量。《尚书》政史资料汇编的文献性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再生能量。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朝鲜半岛最多。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有效策略。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与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弘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是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书》学大道,必兴中华。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扬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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