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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连夏历史地位的再思考

发布日期:2017-10-23    编辑:    点击:[]

2017年10月13日 09:1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徐冲

 

  铁弗部于5世纪初建立的赫连夏,立国朔方,兼有关中。北魏统一华北后,赫连夏成为了“五胡十六国”之一。实际上铁弗部与拓跋部一样,都成形于西晋的塞外农牧交错之地。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与入塞部族所建立的五胡国家形态不同。从五胡时代到北朝的历史进程,是由北魏与赫连夏共同完成的。 

  前言

  在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从4世纪初到5世纪前叶,中国北方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混乱时期。王朝更迭频繁,割据政权林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异民族活跃其间,构成了诸多政权统治阶层的主体。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与西晋流亡精英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东晋一起,共同构成了连接西晋与南北朝之间的历史阶段。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诸政权,可以简单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据有华北地区汉晋以来的腹心地带(以关中平原与河北平原为代表),与此相应,其统治者自称“皇帝”/“天子”,在法统上以接续之前的西晋王朝为己任,同时对南方的东晋国家保持敌对态度。这类政权可称“天下国家”,包括汉/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后秦、后燕。与此相对,另一类只是割据于汉晋以来腹心地带以外的边缘区。其统治者或者没有称帝的野心,接受“天下国家”或东晋的册封;或者虽然称帝,但不曾据有中原腹心。这类政权可称“边缘政权”,包括成汉、“诸凉”、西秦、南燕、北燕等。

  按照这一分类标准,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虽然也被置于“五胡十六国”之中,但显得有些异类。一方面,赫连夏立国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同时兼有关中地区(今陕西省)达十年之久。勃勃先称大夏天王、大单于,自东晋手中夺取长安后即称皇帝。又命统万城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显然自我定位也是继承汉晋法统的“天下国家”。然而赫连夏的历史地位却远不及前述五胡十六国中的诸“天下国家”,“暴君”赫连勃勃更是与失败的夏国一起,被后世铭记为这一时代的负面典型。

  赫连夏难以按照“五胡十六国”的传统理解进行归类,其实恰恰暴露出了以上传统理解存在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同样也难以按照以上分类标准进行归类的北魏。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梳理铁弗部与赫连夏的历史,特别是其与拓跋部和北魏历史的纠缠和比较,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的历史脉络进行再把握。

“五胡”与“十六国”

  以拓跋部为核心建立的北魏,一般被认为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终结者。这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自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建国后,北魏在数十年时间里先后攻灭后燕、赫连夏、北燕、北凉等政权,完成了华北统一并成功维持了近百年,结束了西晋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北方长期的混乱局面。所谓“北朝”的概念,也是从北魏开始算起的,正与刘宋取代东晋进入“南朝”时代相对应。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五胡”和“十六国”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包含着对于指称对象的否定。“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异民族,对应的是在西晋之后先后据有华北腹心地区、取得正统地位的汉·前赵/后赵(匈奴、羯)、前燕/后燕(鲜卑)和前秦/后秦(氐、羌),即前述的“天下国家”。但是,正如“五胡乱华”之语所示,“胡”是与“华”相对的带有负面色彩的称呼,意味着非正统。尽管这些“天下国家”都以继承汉晋正统为自我标榜,但“五胡”的称呼意味着对他们的这一自我定位的否定。

  “十六国”也是如此。这一称呼来自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书,时在5世纪末自平城迁都洛阳之后。崔鸿自述此书是在五胡国家各自所修撰的“国史”基础上撰写的。既为“国史”,可以想象其中“天下国家”的自我定位也是领有天下的“王朝”。但崔鸿使用“十六国”这一称呼,显然是在书法上否定了他们的自我定位,而将其贬斥至与前述“边缘政权”一起构成“十六‘国’”的地步。

  虽然并不明了北魏在国家层面是否使用“五胡”和“十六国”的概念,但可以从《魏书》的结构中一窥北魏对五胡国家的态度。魏收所修《魏书》成于北齐,而其基础是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后所撰的纪传体国史。其中五胡国家的列传被集中置于卷九五和卷九九两卷。夹在其间的,则是《僭晋司马叡》、《岛夷刘裕》等与北魏敌对的东晋南朝国家。这种结构应该可以反映北魏国家对五胡所持的贬斥立场。

  不过这一立场是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四年(490)调整王朝德运的结果。所谓德运,指王朝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一相配,并按照相生次序循环不已。中国古代王朝自西汉后期确立五德终始说后,历代皆有重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后,定自身为土德。土德上承火德、木德和水德,各自对应前秦、前燕和后赵。而后赵之水德,承自西晋之金德。北魏以自身为土德之举,意味着承认之前五胡“天下国家”的自我定位,承认他们对汉晋天下的领有。但到了太和十四年,北魏通过改自身德运为水德,否定了之前五胡国家的正统性,直承西晋之金德。这一措施与孝文帝意欲将北魏书写为“华夏国家”的多种努力相表里。“五胡”与“十六国”概念的出现,自然也在其中。

  因此,今天当我们使用“五胡十六国”的说法时,应特别注意其中包含了北魏迁都洛阳后所形塑的历史观念。通过这一历史观念的形塑,北魏实现了自己与“五胡十六国”历史的切割,成为汉晋“天下国家”的正当继承者。这种历史观念当然并不等同于平城时代乃至更为古老的代国时期的北魏历史本身。

  赫连夏成为“五胡十六国”之一,同样也是为这种历史观念所形塑的结果,并且与早在平城时代就已经形成的拓跋部对铁弗部的敌视态度相互作用。在思考“五胡十六国”历史时需要警惕的,不仅仅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历史观念,也包括站在“胜利者”北魏的立场对之前的历史进行单线逆推。

铁弗部的成立

  “铁弗”的意义

  赫连勃勃的霸业,起于立国关中的姚氏后秦在402年左

  右将其送回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为后秦镇守北境。因勃勃祖辈曾在此称雄八十年,根基雄厚。这一部族现在多被称为“铁弗匈奴”。但这个混杂了不同来源概念的词汇,并不能够准确反映这一人群的性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既不“铁弗”,也不“匈奴”。本文姑且以“铁弗部”称之。

  “铁弗”之称,来自《魏书》。《魏书》有《铁弗刘虎传》,铁弗部与赫连夏的事迹本末荟萃于此。其中开篇即言“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可见“铁弗”为一北族词语的汉字音译,意为父系匈奴与母系鲜卑混血而成的人群。但在《魏书》以外的其他史料中,基本看不到以“铁弗”来称呼这一部族的例子。相反,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在改姓诏书中曾明确表示以“铁弗”为耻。这个词语很可能只是北魏的核心部族拓跋部对铁弗部的贱称,意思接近于“杂种”之类。以贱名加之于敌,在北魏并不鲜见,如称柔然为“蠕蠕”,称南朝为“岛夷”,赫连勃勃的名字也被改作“屈孑”,皆为其例。

  另外,虽然“铁弗”的中古音和“拓跋”颇为接近,但二者的意义和用法很不一样。据罗新先生的研究,“拓跋”来自拓跋部历史上一位重要酋首的名号,是美号而非贱称。这一名号既是整个族群的名号与身份标识,也被其核心家族垄断为姓氏代代传承。“铁弗”之称若亦为美号,赫连勃勃也就不至于以之为“耻”了。而如“铁弗刘虎”之称所示,铁弗部的核心家族为“刘”姓,并非“铁弗”。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的所谓“改姓”,是从姓“刘”改为姓“赫连”。

从“南匈奴刘猛”到“乌丸刘虎”

  铁弗部的核心家族为“刘”姓,标示的是他们与南匈奴单于家族间的血缘关系。赫连勃勃的曾祖刘虎被《魏书》称为“南单于之苗裔”。东汉初年(1世纪中)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并入塞居住,后逐渐内迁至山西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曹操在建安时期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单于家族也在魏晋时期改为刘姓。西晋末年起事的刘渊,主要依凭的就是南匈奴部众,并成为十六国中汉及前赵国家的统治族群。

  刘虎的谱系可以清晰追溯至魏晋之际的南匈奴单于家族。其祖父为左贤王去卑,行迹见于建安前后。去卑之子刘猛在西晋时任北部帅,居于新兴郡(今山西省忻州市),领有四千余落部众(约2-3万人)。

  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说铁弗部的主体人群为南匈奴部众。因为刘猛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叛晋出塞”。可以想象,这一违背西晋规制的叛乱行为只能得到其领下部分南匈奴部众的追随。而在西晋一方的攻势和利诱之下,刘猛很快为部下所杀。其部众主要一分为三。一部分当回到了西晋塞内,一部分随刘猛之子副仑投奔了当时尚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的拓跋部。一部分则在刘猛兄弟诰升爰的率领下,继续活动于山西北部乃至内蒙古中部的塞外地区。刘虎正是刘诰升爰之子,据说一名乌路孤。

  刘虎再次出现在历史中已在近四十年后。永嘉四年(310),刘虎联合白部鲜卑南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刘琨向盛乐一带的拓跋部请援。拓跋部乘机南下,与晋军共攻刘虎。刘虎被击溃后被迫退出代北,带领部众西渡黄河进入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将此地区经营为铁弗部的根基之地。而铁弗部原来活动的代北地区则被拓跋部占领,其首领猗卢从西晋朝廷获封“代公”、“代王”之号。

  有趣的是,在西晋一方的史料中,攻击刘琨的刘虎被称为“乌丸”而非“匈奴”。这里的所谓“乌丸”,应该不是指东汉末年活跃于华北边境的特定族群“乌桓”,而是像《魏书》所说的那样指前来归附的“诸方杂人”。也就是说,以刘虎父子为领袖所形成的铁弗部,虽然其核心家族来自塞内的南匈奴,但部众主体却是魏晋以来活跃于代北地区(今山西省北部)的各种匈奴-鲜卑混合人群。铁弗部作为一个政治体来说,其凝聚和成立是在西晋王朝的塞外之地完成的,样态与留居塞内的南匈奴五部之众必定有极大的不同。

  出塞与入塞

  铁弗部形成的契机在于西晋末年南匈奴北部帅刘猛的“叛晋出塞”。与之相比,拓跋部的核心家族未曾有过入塞经历。但是,二者间又存在着极大的共性。他们都形成于西晋王朝边境之外的代北漠南之地,主体部众都是魏晋以来在这一地区活跃的各种匈奴-鲜卑混合人群。相对来说,拓跋部在北,铁弗部在南。但二者的风貌当相去不远,与南方西晋王朝的关系也接近。刘琨引拓跋为援本意在于抗衡铁弗南下,但铁弗西走之后,勾注陉(今山西省代县)以北地区仍为拓跋强占,实际结果与铁弗南下并无太大不同。

  这样看来,拓跋部也好,铁弗部也好,与五胡十六国中“天下国家”的核心族群相比,尽管在魏晋王朝一方看来都是“胡”,其实存在重大区别。如前所述,拓跋部和铁弗部是在西晋塞外的非郡县地带完成其政治体发育的。而五胡“天下国家”的核心族群却都是自东汉至于魏晋已经内迁至中原王朝边境之内的入塞部族,其作为政治体的发育完成于王朝内部的郡县地带。

  如南匈奴的内迁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汉魏之际进一步被分为五部,散居至山西中部、南部。羯人石勒被称为“匈奴别部”,出自山西东南部的上党,显然也入塞已久。慕容部在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郡,后先后参与司马懿征公孙氏和毌丘俭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迁至辽东郡。氐人苻氏和羌人姚氏应该都是在魏晋之前即已内附,但作为政治体的成立要迟至后赵石虎迁苻健于枋头,迁姚弋仲于滠头,更是已深入中原腹地。对五胡国家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胡时代”的终结者

  拓跋部与铁弗部的“双螺旋”

  西晋末年(4世纪初),铁弗部西入朔方,拓跋部南下占据代北。此后直至5世纪30年代北魏太武帝攻灭赫连夏,铁弗部与拓跋部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分别以朔方和代北为根基之地,保持了长久的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双螺旋”的态势,即双方呈现为互为因果的交替发展。“五胡时代”就是在这种错位的双重打击之下走向了终结。

  拓跋部和铁弗部东西分立之初,占据优势的是拓跋部。代王拓跋什翼健称雄代北,铁弗部虽时叛时降,但基本以臣服为主,双方甚至有联姻。但在立国关中的前秦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北境后,铁弗部刘卫辰投向前秦,引苻坚之兵灭代。拓跋部在代北的霸权为铁弗部和独孤部分领。什翼健幼子拓跋珪幸得不死,随母贺兰氏先后辗转贺兰部与独孤部。

  淝水之战(383)后,前秦在北方的统治崩溃,后燕、后秦分据东西。拓跋珪在后燕的支持下,得以在代北复国。对拓跋珪来说,有灭国之仇的铁弗部自然是最大敌人。经过几年的势力整合,391年,魏军西渡黄河突袭铁弗部,刘卫辰父子宗族五千余人被杀,只有年仅十一岁的幼子勃勃侥幸逃脱。刘虎以来在朔方活跃八十年之久的铁弗部核心家族应是基本被消灭了。但北魏似乎无力在这一地区维持稳定统治,朔方此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

  在道武帝拓跋珪的领导下,北魏势力迅速成长。曾经支持拓跋珪的后燕,在意识到他的巨大威胁之后,转而意图消灭之。395年,拓跋珪在著名的叁合陂之战中大破后燕军。其后后燕皇帝慕容垂亲自北征,一度攻占平城,但未能击溃拓跋主力,反而病亡于返军途中。北魏南下的攻势已不可避免。两年后魏军克燕都中山,后燕亡。398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正式称皇帝。

  比拓跋珪制霸代北与征服河北略晚,铁弗部的复国运动也悄然开始。刘勃勃被立国关中的姚氏后秦送回朔方,为其镇守北境。重返祖辈经营数代的旧地,勃勃的势力也迅速成长。407年,勃勃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正式与后秦决裂。其后十年间,夏军不断南侵蚕食后秦岭北之地(关中北缘山地以北地区),即使后秦皇帝姚兴亲征也无力扭转局面。至417年,姚兴死去,岭北之地尽为夏人所得。其间勃勃征发“岭北夷夏”十万人在朔方修筑宏伟的新都统万城。直接消灭后秦国家的虽然是为禅代而北伐的东晋权臣刘裕,但若无赫连夏十年来对后秦北境的蚕食,后秦国力不至于衰弱如此。事实上,

  东晋也无力久守关中,418年,夏军攻占长安,勃勃称皇帝。其后以长安为南都,返回统万,改元真兴。

  可以看到,虽然赫连勃勃比拓跋珪小十岁,但二人的人生轨迹极为相似。他们都在少年时代遭遇灭国之灾,又都在南方五胡国家的支持下成功复国。而复国成功后又反噬南下,成为后燕和后秦的梦魇。尽管后秦的直接终结者是东晋刘裕,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认为其实际上是为赫连夏所灭并不过分。赫连夏最终为北魏所灭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消灭南方五胡国家的历史进程却是由北魏与赫连夏分别完成的。这一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北魏统一华北的进程。

与“五胡国家”的比较

  在后燕和后秦先后覆灭之后,自东汉至于魏晋内附的入塞部族再也未能建立“天下国家”,取而代之的是分别由拓跋部和铁弗部建立的北魏与赫连夏。而他们如前所述,都是在西晋塞外的代北漠南之地完成其政治体发育的。观察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形态,会发现与五胡国家之间还是颇有差异。

  “五胡”所建立的“天下国家”,尽管与汉晋华夏王朝相比有不少特别之处,但都是以汉晋以来的中原腹地为中心而成立的。前赵都长安,后赵都襄国,分别以关中平原和河北平原这样成熟的农业区为立国之基。后赵石虎和前秦苻坚都曾经一度实现华北统一,但前秦VS前燕与后秦VS后燕局面的一再出现乃至维持,仍然说明这种基于汉晋历史脉络的东西对立地域格局,深刻地贯穿于五胡时代,甚至到北齐、北周时代也仍然未能消弥。

  在北魏与赫连夏分别消灭南方的后燕与后秦之后,二者也呈现为东西对立的格局。然而不同的是,虽然他们已经各自实现了对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军事征服,但统治中心并未随之南迁,而是仍然置于其根基所在的代北与朔方。北魏之都平城,赫连夏之都统万,都位于汉晋以来中原王朝的北境地带。这是自战国时代华夏世界初次成形之后,第一次出现王朝首都设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情况。这当然与拓跋部和铁弗部都是在这一地带完成政治体的发育和成长密不可分。

  因此,北魏和赫连夏国家的自我定位,不仅不同于汉晋华夏王朝,与五胡国家也颇有距离。415年,平城一带曾发生饥荒,北魏朝廷有人主张迁都于河北平原的邺城。崔浩则认为若迁都邺城,平城极易在柔然或赫连夏的攻击下失守。418年,赫连勃勃攻占长安并称帝后,也有群臣主张定都于此。赫连勃勃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若如此统万城将落入北魏之手。双方表面上对对方军事攻击的忧虑,反映的是各自以代北和朔方为国家根本的自我定位。南方的河北平原和关中平原则仍然是有待震慑的被征服地区。崔浩有言:“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以“北方”为“国家”,以“山东”为“诸夏”。同样的定位,应该也存在于赫连夏的朔方与关中之间。

  若以汉晋以来的华夏文明为标尺,对比立足中原的“五胡”国家,北魏与赫连夏无疑是更为“野蛮”的存在。平城时代北魏的国家体制中北族因素之浓厚,近年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如皇帝定期行幸阴山一带,平城周边设置广大畿内之地,内朝内侍群体发达,部落制长期存在,西郊祭天,等等。赫连夏这方面留存的材料较少,但与北魏相比也应该不遑多让。如在地方行政方面,赫连夏可能主要以州统领军镇的方式,取代传统的郡县。统万城所在的幽州,另设有十城,也似与北魏的畿内制度有相似之处。相信随统万城考古工作的进展,赫连夏的真面目将愈加丰富清晰。

结语

425年,大夏皇帝赫连勃勃死去,年四十五岁。在勃勃之死前后,赫连夏陷入诸子纷争的政治危机。与之相比,北魏却实现了皇帝权力的平稳过渡,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即太武帝。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太武帝随即在五年间三度伐夏,先后攻克长安、统万和平凉,俘获大夏皇帝赫连昌。勃勃另一子赫连定在陇西坚持数年后率夏国余众西奔,尚有余力攻灭乞伏氏的西秦政权。但在欲渡过黄河继续西进时,遭到吐谷浑的突袭,赫连定被俘,献于北魏后被杀。大夏至此完全灭亡了。

  攻灭赫连夏之后,同时兼有代北·河北+朔方·关中的北魏,成为华北无可争议的霸主。并在数年后完成华北统一,成为所谓“北朝”的起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并不等同于北魏从代北而起逐渐统一华北的单线进程,毋宁说是由铁弗部-赫连夏与拓跋部-北魏共同完成的“双螺旋”进程。从这一角度来说,赫连夏的历史并不属于“五胡十六国”史,而是与北魏一起共同扮演了“五胡时代”终结者的角色。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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