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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到云史料

发布日期:2018-06-12    编辑:    点击:[]

 

2018年04月13日 07:32 来源:文汇报 作者:姚乐

关键词:史料;研究;学者;职官;水经注

   201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校中古史学者凡二十余人,会聚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召开主题为“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胜饯”,呈文参会并担当评议。

  会议除去前后的室外考察,正式的讨论历时一天半。双方学人如此小范围、近距离、长时间的集中交流,至少于我来说,还是初次体验。在青年一辈研究者中,我属于比较“宅”的,十多年间,基本只是通过书本和网络接触北大史学名贤。此番提交的报告得到陈苏镇老师的点评赐正,这份荣幸颇出意料之外。八年前参撰《江苏建置志》时,为弄清西汉前期封国的行政层级,我曾学习陈老师的《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与《汉初王国制度考述》;前年访学日本期间,兴趣转向六朝职官,又将陈老师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找来研读。而当面请教,还是头一回。同样的,在2005年浏览“往复论坛”时,我便跟踪过罗新老师的帖子,后来又关注了他的新浪微博,但也从未如本次一样,当面听他讲述史学理论。

  研讨会的副标题,是“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究竟何为“中古”,国内外至今缺乏统一标准。有将中古等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有以“五胡乱华”到中唐作为中古的,也有把东汉当成中古起点的。就本次会上宣讲的九篇文章来说,研究对象所处年代均不出公元3至9世纪的范围,而以六朝(孙吴与东晋南朝)为侧重,这是因为会议在六朝都城召开的缘故吧。

  最紧扣会议主题的报告,当推于溯的《行走的书麓: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文章开头概括了中古史料的特点,那就是比秦汉以上有余,比唐宋以下不足,盖其时纸张书写业已盛行,而雕版印刷尚未普及,遂导致记诵作为一种文献传播的辅助手段,在当时大为风行,备受推崇。业师胡阿祥常说,先秦文献是芝麻当西瓜用,明清文献则是西瓜当芝麻看,六朝文献体量适中,西瓜便是西瓜,芝麻便是芝麻。中古文献虽较上古丰富,但从清初以来,经过学者们历时三百多年的持续“耕作”,由十二部正史和《通典》《通鉴》构成的核心地块,“肥力”已近枯竭;《搜神》《世说》《文选》《玉台》《伽蓝记》《水经注》,乃至佛典僧传、道藏医书,自史学理念“近代化”以来,也被人们从多种角度介入利用;碑碣、简牍、器物、遗迹,一经公布,敏感的研究者们都会立刻蜂拥麇集,各取所需。边边角角的处女地难遇难求,发现新大陆无异痴人说梦。基于一眼见底的史料储备,如何制造中古史知识的新增长点,是当今史学工作者不能不为之焦虑的问题。

  正史典章,姑名为一类史料;其他传世文献,姑名为二类史料;出土材料,姑名为三类史料。一类史料最为常见,前人的点校注释已颇充分,易于入门,利用难度却越来越大。因为即便成年累月地投入时间去通读融会,对于中古历史的整体把握,未必就能达到吕思勉等前贤的水准,欲从个别细节探微索隐,试问几人能有唐长孺先生的沉潜与高明?基于正史诸志和《通典》的专门研究,宫崎市定、阎步克于官制选举,严耕望、祝总斌于央地行政,施和金、胡师阿祥于政区地理,各已“先据要路津”,礼仪、兵制、财政,都早有系统论著问世,如今再有施设,很难跳出前人规模,多不过是小修小补。大到社会性质,小到税收办法,争讼不已的问题虽多,但倘无铁证可供定案,一味叠床架屋地纠缠下去,实无趣味可言。

  要之,使用传统视角开发此类习见史料,边际成本高悬不下,吃力不讨好。于是,新的研究路数应运而兴,近来我辈年轻人中大热的“历史书写”便是代表,俨为时下显学:既然文献记载难于导出新知,那不如就以文献本身的

  制造作为对象吧。传统的史料学,与颠覆性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一拍即合,中古史界顿掀起一场局部风暴。愚以为,苟能扎实汲取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修辞学的养分,厚积薄发,这场“哥白尼式革命”在几十年后,定能建起宏伟大厦,但若急功近利,强行突破,“为赋新词强说愁”,则恐不免走火入魔之弊。在新式史学道路上比中国先行一代人时间的日本学界,即使在人心浮动的泡沫经济时代,历史书写的议题也未须臾形成潮流,今日更显冷清,这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二类史料中,很多利用门槛较高:缺乏一定的地理知识,不能深入理解《水经注》;无足够的佛学储备,要将《高僧传》《弘明集》流畅读完,都属难事。会上,方圆博士的《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陈志远博士的《六朝的转经与梵呗》,都是利用此类史料做的专门研究。我对佛教文献有过持续的浅接触,《金刚》《法华》等六朝译经均颇熟悉,也读过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的理论框架、宗派流变,自信能说出大概,但听方、陈二位的解说,依然时不时“掉线”,难于紧贴语境。越专业,越艰深,越寂寞,投稿却越难被期刊采用,这是研究者的困境。相比之下,史学界的主流,还是更倾向于以二类史料作为一类史料的补充,寻找其中包含的政治、制度、人事、社会等信息。陈爽老师的《〈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即是秉持这一主流思路而作的报告。在南京本地小规模的青年读书会上,我们曾从《弘明集》所收梁武帝及群臣批判范缜《神灭论》的文字中,爬梳萧梁前期的种种官名,拿来和《宋书》《南齐书》的《百官志》对照,澄清了一些疑点。另外像《搜神记》《高僧传》所收人、地、官名,《水经注》《颜氏家训》记载的事件,均能补充第一类史料的不足。

  由于很多文献本身的整理度或普及度不够,利用传统视角采掘第二类史料,空间仍很广阔。如对散佚在后世文献里的中古地书方志,清人王谟和今人刘纬毅先生都有专门的辑佚,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辑注顾野王《舆地志》的作品,但在对逐条佚文归属的判定上,均多少存在推敲的余地。再以《水经注》为例,晚明以来,它的文本一直在持续整理当中,仅区分哪些是经哪些是注,哪些是郦道元的注中之注,就花费了几个世纪,但即便杨守敬、熊会贞师徒已集明清之大成,已故的段熙仲、陈桥驿先生又投入半生心血,这部书的文本问题依然未全解决。今天,日本中古史学界仍在细读《水经注》。应窪添庆文教授的召集,十多位东京学者组织了《水经注》研究会,每两周在东洋文库聚会半日,分头研读。他们的前期成果已集结付梓为《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和《洛水伊水篇》两种,厚厚的三册,但对包含137条河流的《水经》和涉及1200多条水道的郦注而言,这仅是一个开始。类似规模和定力的读书班,在国内未曾听说,这样的话,我们要补的课怕还很多。基于第二类史料的研究,还有多远的前路可走?感觉一眼看不到底。

  第三类史料,是近二十年来最受关注的。就出土资料的体量而言,中古的简牍不比秦汉,碑铭墓志不及隋唐,但对于力量本就相对单弱的中古史学界而言,这些新材料堪称极大丰富,甚至是无底洞:从形式、体例到内容,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罗新、叶炜两位老师合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几乎是当今同行学人架上必备的参考书,会上叶炜老师报告的《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墓志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则系着眼于中古墓志的书写体例与制作程序。邓玮光对走马楼吴简的文本复原有过很深的思考,这次发表的《许迪案小考》则走出简牍本身,将其中记载的小事件同孙吴政权的大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陆帅的《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从一方文字严重漶漫残缺的南朝墓志入手,讨论了萧梁前期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人群问题。

  用来与一类史料相参证的三类史料,无论有字的碑碣简牍,还是无字的遗址器物,都可发挥作用。结合汉魏洛阳城遗址中的宫城考古成果和正史记载,陈苏镇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古宫城的一般结构。中古宫殿的内部形态,不仅与历次宫闱政变有关,更牵涉到中央权力的日常空间运作,如能澄清,意义重大。然而,累见于史书的殿、省、阁、门之名,读来总让人如堕云雾。基于正史文献,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对东晋南朝台省方位有过考证,陈苏镇1993年

  也作过《西省考》,如今有了考古遗址的映证,相关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研究萧梁台省职吏时,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南朝尚书上省、尚书下省的方位问题,陈老师在评议时对我报告中的相关看法作了指正,他对中古宫城结构的全面推考,则带给我更多启发。

  以史料利用为主题的本次研讨会,交流者们的报告将一、二、三类史料都覆盖在内了。在侧重上,可以看到大家主要还是以一类为本为主,以二、三类为辅,用后者去补充前者。这是最传统也最“正派”的路径。研究的议题,邓、陆二位着眼于政治,陈鹏博士《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着眼于士族,拙文《萧梁“三品蕴位”考论》着眼于职官制度,传统问题占据了半边天。用传统史料做传统问题,注定是一条难行路,但个人相信,其前景绝不黯淡。因为一旦深读正史就会发现,前人没能回答的问题其实极多,就连文献本身的整理点校都还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近年中华书局联合古代史、文献学学者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动因即在于此。我选择萧梁官班体系中的三品蕴位作为切入点,提出与前辈们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发现中华本《隋书·百官志》的断句存在问题,而该问题误导了很多学者。

  我是穿过历史地理学之门走进中古史地界的,起初关注重点是汉魏六朝政区,然后由政区而职官,由职官而人事,由人事而政治,从确定的“物”出发,一步步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靠拢。在行进过程中,深感不管政区建置,还是职官制度,均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难题散在沿途等待。拿官制史来说,中古的一类史料就那么些,二、三类史料里的信息也有限,特别是南方墓志数量远少于北方的情况下,研究东晋南朝职官,纵然辅以出土文献,也是捉襟见肘。那将中古史料用完,是否便走投无路了呢?我不这么想。考虑到历代制度的延续性,上则秦汉、下则唐宋的官制材料,都可为我们所用。

  游逸飞近来刊发的游戏文字《制造辛德勇》里,将北京大学中古史的研究趋势概括为“立足魏晋,放眼秦汉”,可以理解为内容均是归于中古,而起乎秦汉乃至先秦。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又名《科举前史》,他起初被委派去研究清代科举与选官制度,后扩展为研究中国科举史,再进一步回溯,这才走向了中古的九品之法。此种贯通的视角,不仅可“通古今之变”,增加研究的纵深,提升我们对任一断代的理解,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前后时代的史料,也可为我们提供补益。宋代政事堂“堂后官”等吏职人员的设置、任命与升迁资料,能够协助我们构拟中古台省令史们的职业图景;南京大学宋史专家李昌宪老师近年推出的著作《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亦能加深我们对中古官班制度的理解。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唐代籍账材料,或许也可为东晋南朝史上纠缠不清的黄、白籍问题,提供最终解决的思路。

  只要抱有通史的观照,任何断代的史料都能为其他时代所用,而他国的史料,也可加深对本国史的认知。日本学者将贵族制社会的理论驾轻就熟地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上,对中国的中古时代有着亲切的理解,这是因为日本的近现代原即脱胎于贵族制社会,且国家各层面长期保留贵族制的残余。日本走进与走出中古时代,比中国大约晚了一千年,于是他们的中古史料得以大量保存至今。这些史料及其研究,绝对可以拿来用作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镜子。事实上,国内个别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

  走出中古走向通代,走出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视野有多宽广,史料就有多丰富。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来说,可资利用的“云史料”可谓无穷无尽。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地理课本,编者用严肃的笔调诉说着对能源枯竭的担忧。按照20世纪中叶学者们的推想,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石油会枯竭,煤炭也会枯竭,长此以往,工业革命带来的福利将难以为继。可事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探索的深入,石油越采越多,预期枯竭时间不断延后。与此同时,新能源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犯不着杞人忧天。同样,中古史研究绝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史料竭尽的危机,我们这些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问题的“工业派”、“农耕派”学者,只管一路向前。(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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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乐 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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