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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图像入史”研究水平

发布日期:2019-11-15    编辑:    点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清源

  图像是人类把握并描绘有形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与形式。伴随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图像进入史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引起学界热议。101920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问道稷下:图像入史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学术论坛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围绕“史学研究中的文本与图像的关系”“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史学家的‘读图’素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图像具备独有的功能和价值

  长期以来,以文本为中心的史料方法论奠定了史学研究的基础。21世纪以来,受跨学科范式影响,丰富多样的史料形态进入学界视野。针对图像进入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丛耀提出,图像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符码,是最常见的历史研究材料,它比文字更久远、更直观形象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表征人们的精神范式,视觉性地刻记人类历史的主线。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分析认为,人类认知世界是从“形”开始,图示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象形文字的表意性意味着每一个图画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南宋郑樵提出的“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道出了图像独有的功能和价值。

  对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进一步分析认为,图像之所以能“入”史、能“证”史,是因为图像本身即历史。首先,图、文同源,虽然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图像逐渐让位于文字,但图像仍具有直接“记载”或“承载”历史的功能。其次,任何一幅或一套特定图像,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特定的制作者、观看者、时空背景、创作动机、画意表达、艺术风格、社会情境、传播路径等,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幅图像都具有“证”史的可能性;很多图像本身就是特定历史事件、仪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关注图像历史背景

  与会学者讨论了图像入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图像入史”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聚焦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关注流行于历史学科的图像、强调图像所“再现”的社会诸层面问题的研究。

  以“地图入史”的研究方法为例,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成一农认为,以往的研究基本局限于“看图说话”,通过发掘地图的图面内容,对以往的历史认知进行修订、增补。但成一农倡导,应走出传统的、单一的、固化的研究视域,拓宽图像认知的视角,将地图放置在其绘制的背景和文化中去看待,不仅要挖掘图面内容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还要将地图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将其放置在自身形成的各种背景中去看待和分析。

  韩丛耀提出构建中国图像史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图像史学的学科场域应该是涵盖了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复合体,中国图像史学的文化场域则需要思考图文是如何互融、互证和互构的。“中国图像史的书写和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研究,不仅需要书写者和研究者通晓视觉语言,还要具备考证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融的学术背景,能合理地对图像史料进行历史原境的复原,并在原境当中对图像进行历史化理解。”韩丛耀提出。

  当前,“图像入史”研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关注,与会学者也对这一研究领域潜在的“陷阱”提出“预警”。王加华认为,如同以文字证史一样,图像入史也会有不足。比如,很多研究者对图像本体与形式层面的关系、图像艺术风格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并不了解,存在过度阐释的可能。

  王思明认为,图像史学抱有连续性不足的缺憾,难以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关系与多元互动。同时,图像的生成、遴选、创制是观念加工的产物,研究时要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风险。因此,研究一定要注重文理交叉、学科融合,弥补信息缺失缺憾。

  解读存留的历史图像

  自古以来,图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叙事传统中一直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研讨会上,几位学者对不同时期保存下来的历史图像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基于文字传统和史传编纂传统的现代历史学,如何打捞和理解“前史学”时期的历史?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表示,图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以作于商代的《大荒经》图为例,刘宗迪认为,《大荒经》图是一幅将天文星象、山海川泽、草木鸟兽、方国族姓、祭祀兆域、宗教仪式、神话传说、风土博物等内容囊括于一图的“宇宙图志”或“世界图”,体现了先民心目中和视野中天地相映、人神未分、万物纷然杂陈的原始世界观,包含了丰富的上古史史料。

  此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对宋代《万里长江图》中与传统山水画绘制相悖的特点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通过对近代欧美漫画中的中国形象表达与漫画时代之间的对应考察发现,海外漫画中对“中国龙”形象的塑造蕴含了西方强烈的主观情绪。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对民间文献中的图像使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族谱中的图像,不能仅以族谱为“语境”,还应包括族谱的编纂者与使用者,以及修谱之举在国家一统进程、地方社会脉络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时空坐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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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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